发布时间:2024-08-21 03:28:34 来源: sp20240821
安徽省会合肥,古称庐州、庐阳,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庐阳三贤”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包括宋之包拯、元之余阙、明之周玺。他们的故事至今仍被广泛传颂,北宋包拯铁面无私、廉洁公正,被尊为“包青天”;明代周玺为官清正、刚直不阿,遭宦官刘瑾迫害,后人立祠纪念;而余阙是祖籍河西的色目人,元灭西夏后因父辈授官才迁至庐州,何以能与此二贤并称呢?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其中缘由。
授徒养母,两度入仕不减清正严明
余阙作文署名时有自称“西夏余阙”或“武威余阙”,在《送归彦温赴河西廉使序》一文中他自称“吾夏人”,并详细交待了“夏人”的来历。《元史·余阙传》记载:余阙,字廷心,唐兀氏人,其父沙剌臧卜从河西武威(今甘肃武威)来到庐州(今安徽合肥) 作官,于是成为了庐州人。“唐兀”为蒙古语中对党项的音译,学者多认为余阙为党项人。
余阙少年丧父,与长兄于青阳山(今安徽肥东县境内)筑室耕读,奉养母亲。他饱读诗书,潜心儒学经典,学识渊博,尤其接受理学思想后,学业有了飞跃性提高,其名气“绝出四方”,被世人称为“青阳先生”。
▲今肥东县青阳山(图片来源:肥东县人民政府网站)
余阙于元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获右榜第一甲第二名进士及第。进入官场后,余阙因性格刚直得罪上官而两次辞官返乡,几度沉浮,历任泗州同知、翰林应奉、邢部主事、监察御史、浙东廉访佥事、淮南行省左丞等职。
余阙不阿权贵、为官清廉,且不拘泥教条。任泗州同知时,他“为政严明,宿吏皆惮之”。后来出任浙东廉访佥事考核官员,浙东的贪墨官吏听说余阙来了,很多都逃跑了。余阙任中书礼部员外郎时,有一安西郭氏女受聘未及过门而未婚夫去世,郭氏女便穿孝服居丧,终身不嫁(一说“自缢死”),有关部门拟对郭氏女进行表彰,余阙则认为此事“过于中庸,不可以训”。不鼓励未过门的女子守节,予以制止,可见余阙并不是一个迂腐的儒生,而是能够灵活变通、兼顾人性。还有一次,湖南章宣慰(章伯颜)赠送给余阙婆律香,余阙觉得分量过重便拒绝了,而香中果然藏着黄金。章宣慰不由感叹道:“余(章伯颜)贽达官多矣,洁如冰壶,唯余公(余阙)一人。” (《余左丞传》)
镇守安庆,杀身成仁留下古今忠名
至正十二年(1352年),大规模农民起义在江淮地区全面爆发,余阙受命任淮西宣慰副使,镇守安庆。他组织军民修缮城池、整治兵器,采用“屯田战守”的策略,解决了兵源匮乏和粮食供给问题。至正十四年,安庆饥荒,余阙自己掏钱开设粥棚、救济民众,数万流民被他安抚下来,又“请于中书,得钞三万锭以赈民”。在军队中的余阙“号令严信,与下同甘苦”,往往身先士卒,“被甲荷戟直前”,就这样扼守安庆逾六年,历经大小二百余战,未尝败北。当时“淮东西皆陷、唯安庆岿然独存”,期间余阙多次上书朝廷分析战势并请求支援,未果。正至十八年(1358年),安庆遭陈友谅部多次围攻,在外无一甲之援的情况下,余阙“率众巷战”,最终不敌,在城陷之际自刎而死,妻妾子女皆投井以殉。
余阙殉节后被朝廷追封为豳国公,谥忠宣。他舍生取义的行为极度符合封建社会道德规范,也符合传统儒家文人的精神追求,历来被视为忠义的典范。宋濂评价其“精忠之气炯炯,上贯霄汉,必灿为列星,流为风霆,散为卿云,凝为瑞露。”刘基作《沁园春》称颂余阙“英伟奇才……如公者,黄金难铸,白璧谁完。”连朱元璋都称余阙为“忠臣义士”,明朝建立后“令有司建祠肖像,岁时祀之”。余阙祠即今著名的安庆大观亭,据央视纪录片《寻找西夏》所述,余阙尚有后人生活在合肥,已传至二十余代,其后代至今保留有“忠宣公”家谱。
文亦有魄,心系苍生的多才儒者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余阙不但具备杰出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在文化方面的造诣也令人瞩目。《元史》说他“留意经术,《五经》皆有传注。为文有气魄,能达其所欲言。诗体尚江左,高视鲍、谢,徐、庾以下不论也。篆亦古雅可传。”高度评价了余阙在经学、诗文及书法等方面的创作成就。可惜余阙殉节后,其作品大多散佚,后经门生整理编辑为《青阳先生文集》,也称《青阳集》《青阳先生集》《青阳山房记》等,共收录诗歌、散文等各类文体一百六十余篇。
在诗歌风格上,余阙取法汉魏、推崇古朴典雅,追求质朴平淡、清新明丽的诗风,在以宗唐为主调的元代诗坛显得独树一帜。
“尝登大龙岭,横槊视四方。原野何萧条,白骨纷交横。维昔休明日,兹城冠荆扬。芳郊列华屋,文壤被五章。乘车衣螭绣,贵拟金与张。此祸谁所为,念之五内伤。……明当洗甲兵,从子卧石床。”这首《送康上人往三城》反映了动乱现实,情调慷慨悲凉,风格质朴刚健,具有汉魏风骨。通过战乱之后“原野何萧条,白骨纷交横”的凄凉画面与昔日华服美屋的繁荣景象之间的鲜明对比,表达希望战争早日结束,老百姓能过上平静生活,自己亦可解甲归田悠游天下的期盼。这种渴望和平的思想与杜甫“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的愿望如出一辙。
除诗歌外,余阙所撰文章也颇丰。《青阳集》收录余阙所撰散文六十八篇,包括序、记、书、表、碑铭等各类文体,内容涉及政论、叙事、记人、朋友交游等方面,广泛反映了元代后期的社会生活,是研究元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风俗人情的重要历史资料。余阙的散文充分而鲜明地体现出经世致用、积极进取的儒家情怀,传达着他对社稷民生的关注,具有较强的社会意义。
余阙考进士时的答卷《元统癸酉廷对策》是其儒家治国理念的一次集中反映。文章历数往代统治者保天下之成败教训,告诫当今统治者得天下以后,应施仁政以保天下,最后以“爱民者,必有天报”的思想,引导执政者施行仁政,以实现国泰民安。余阙后亦写道:“虽天道忌满恶盈,而儒者之泽深且远,从古然也。”(《送范立中赴襄阳诗序》),显示出对儒家文化的高度认同。即使是在苦守安庆、战事不断的时期,余阙也不忘学术,读书讲学,“有古儒将风”。陈垣先生认为“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
在余阙笔下,故土的乡人有着淳朴尚义的民族特质:“其性大抵质直而上义,平居相与,虽异姓如亲姻。凡有所得,虽箪食豆羮不以自私,必召其朋友。朋友之间,有无相共。”
乡人之间真诚友善、耿直纯朴的人际关系让余阙深受感动,也许是这种先天的影响塑造了他率直豪迈的个性,在门生胡翰的印象中,“武威余公廷心,特达好士,虽身处显宦,而所至延访儒者,退然如布衣。”(《胡仲子集》卷五《送赵子将赴北序》)“特达好士”的性格,使得余阙交游广泛,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柳贯、“元诗四大家”之一的揭傒斯、元明之际大儒宋濂,以及蒙古人月鲁不花、葛逻禄人乃贤、唐兀氏孟昉都和余阙交好。余阙还招收了不少汉族弟子,如郭奎、胡翰、戴良等,多族士人之间交往频繁,切磋文艺,形成了一个多族士人交往交流的文化圈。
余阙在经学、诗文、书法等方面的造诣都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与文化底蕴,国学大师陈垣曾说:“马祖常外,西域文家厥推余阙。”(《元西域人华化考》)诚如他的同时代人李祁所说:“文章、学问、政事、名节,虽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而廷心悉兼之。”(《青阳先生文集序》)因此,与包拯、周玺并称为“庐阳三贤”,余阙当之无愧。
(作者简介:郭镭,西南民族大学助理研究员,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希平,四川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教授。本文为四川省杜甫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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