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癌症防控之路

　　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癌症防控之路

　　不久前，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肝癌研究所名誉所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终身荣誉教授汤钊猷的“我一生做成两件半事”人生分享会暨新书发布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行。93岁的汤钊猷院士现场分享了自己从医70年走过的人生之路。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的源泉。大家不妨学一点中华传统哲学，最重要的是学习辩证思维，从整体上来看问题，一分为二来看问题，在动态中看问题，同时兼顾局部与整体，不要忽视偶然现象，因为必然常寓于偶然之中。

　　——汤钊猷

　　我一生做成两件半事

　　我今年93岁了，就讲一点陈年往事吧。

　　我这一生，一共做成了两件半事情。这两件半事情并不是我个人完成的，是我与我的团队共同完成的；不仅是我的团队，还有国内很多搞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也作出了贡献。没有大家的共同努力，我的这两件半事情都做不成。

　　我是一名肿瘤外科医生。我认为，作为临床医生，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提高诊疗效果。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实现肝癌的早诊早治，大幅度提高了疗效。我们因此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而且还获得了美国癌症研究所颁发的“早治早愈”金牌。

　　第二件事是使不能切除的肝癌有了治疗方案。过去，那些不能切除肝癌的病人只能活半年左右，生存率极低。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使大肿瘤缩小，缩小以后再进行手术切除，从而使那些不能切除肝癌的病人的5年生存率从0上升到2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疗效，也获得了国家科技奖。

　　第三件事只能算半件。我在临床上发现，无论是大肝癌还是小肝癌，开刀后常常会出现肿瘤的复发或者转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很难进一步提高疗效。所以，近20年我们把研究方向集中在肝癌的复发和转移上。我们建立了一个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这在世界上是第一个，我们因此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但是，我们除了发现干扰素有一定的预防转移的作用外，并没有大幅度提高疗效，所以我想这只能算半件事。

　　提高疗效才是硬道理

　　我今天主要讲一讲肝癌的早诊早治以及之所以能在早诊早治上获得突破的经验体会。

　　20世纪60年代，肝癌的治疗形势非常严峻。当时的教科书上写着：肝癌是一种急转直下的绝症。那时候的肝癌病房只能用6个字来形容——“走进来，抬出去”。短则几天、几个星期，长则几个月，病人几乎都会被抬进太平间。记得那是在“文革”期间，有一天晚上，5分钟之内接连死了两位病人，这是我终生难忘的记忆。

　　我们那时给肝癌晚期病人动手术，一般要开刀八九个小时，开这么大的刀意味着可能有很多并发症，病人出血过多，经常需要输血5000CC，术后还会陷入昏迷。所以，白天开刀、晚上抢救成为一种常态。当时，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仅为3%，也就是100个肝癌病人5年以后只能存活3个。

　　但是，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岁月里，我们通过十多年的努力奋战，终于实现了肝癌的早诊早治。

　　我原来是搞血管外科的，20世纪60年代末因为国家需要改行进入肝癌的临床救治领域。我们当时发现，有很多肝癌病人来自江苏启东县，于是我们就到启东县去搞调查。结果发现，总共约100万人口的启东县每年有500人左右死于肝癌。后来，上海组织了肝癌医疗科研队，我作为队长在启东县工作了一年。

　　我先来介绍一下，肝癌早诊早治的关键在于甲胎蛋白。1964年，国外有一个发现，肝癌病人的甲胎蛋白偏高。很快就有学者到非洲去研究甲胎蛋白是否有诊断早期肝癌的价值，但他们最后的结论是没有价值。

　　在启东县曾用甲胎蛋白普查了100多万人，最早的结果发现，甲胎蛋白呈阳性的人虽然没有肝癌临床症状，但一年以后，这些甲胎蛋白阳性人群中有80%的人死于肝癌。因此，甲胎蛋白很可能是早期肝癌的标志物。

　　那么怎么验证呢？唯有开刀。我们成功说服了一名甲胎蛋白阳性但腹部尚未摸到肿块的男子开刀，果然发现了肝癌，所幸肿块尚如一颗枣子大小，可以早期切除，我们把它叫作“小肝癌”。

　　刚刚我讲到，当时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是3%。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住院病人中，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只有2.8%。但是，1998年至2009年，我们医院的住院病人中，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达到了44%。为什么疗效会提高这么多？因为通过早诊早治，越来越多的小肝癌病人被及时发现并得到治疗，说明小肝癌的诊断和治疗是提高肝癌病人生存率的重要途径。

　　前几年我们统计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生存超过20年的肝癌病人，结果一共有88个。要知道，根据一位美国学者的统计，全世界从1905年到1970年的65年间，生存超过5年的肝癌病人也只有45个。所以，一家医院里有这么多生存超过20年的病人是非常罕见的。在这些病人中，有近60%是手术切除的小肝癌病人。

　　因为肝癌早诊早治的突破，我得到了很多荣誉。1987年，我作为有突出贡献的全国科技工作者的代表，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我记得当时邓小平同志对我们说：“人民感谢你们！国家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这三句话一直成为我继续努力、继续奋斗的动力。

　　所以我认为，作为临床医生，提高疗效才是硬道理。现在有的医生搞科研，追求写很多论文，SCI至上。但我觉得，临床医生搞科研，如果病人没有受益，研究成果转化不了的话，还是等于零。

　　无论如何要挤进去发言

　　1978年，我有幸作为中国代表团的一员出席了在阿根廷举行的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当时的团长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院长吴桓兴教授。那时候，我们每个人的机票、食宿等，国家要花1万元人民币，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我先从上海飞到北京，再和代表团一起飞到巴黎，中间经停卡拉奇，最后到达阿根廷，一共飞了34个小时。

　　我一到大会现场，马上查看会议议程。没想到，我的论文发言被安排在5天会议的最后一天下午，因为那天要举行闭幕式，所以我的发言时间只有3分钟。好不容易第一次参加国际癌症大会，却只有3分钟发言时间，我感到很沮丧。

　　国际癌症大会设有一些专题会。在肝癌专题会上，上台发言的是6位国际知名的肝癌领域专家。我听了他们的报告后，觉得没有太多对肝癌治疗有用的东西，还不如我准备的7张幻灯片。于是我大着胆子上前跟会议主席说：我能不能上台简单地讨论一下？他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日本人，我说我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答应了我的请求，也同意我放几张幻灯片。就这样，我一共放了7张幻灯片，讲了7分钟。

　　等我讲完后，会议主席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中国代表，他们有经验。没想到刚刚在台上发言的6位大专家都来到我面前，说：汤医生您讲得很好，我们请你吃中餐。我一下子很紧张，吃中餐应该由我请客，但我口袋里只有20美元。好在团长给了我100美元救急，我给他们每人点了一碗馄饨汤，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在专题会上挤进去发言，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后来，会议主席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发言时间可以从3分钟延长到6分钟。我在论文发言中既讲数据，也摆事实，讲述了我们肝癌早诊早治的实践过程。比如，我们的普查为什么能够发现早期肝癌病人？因为我们不仅用甲胎蛋白低敏感的方法普查，还使用了高敏感的方法；我们不仅查一次甲胎蛋白，还查多次。第一次普查出来的人群往往都是晚期病人，第二次、第三次查出来的才是早期病人。还比如，教科书认为肝癌手术切除需要半肝切除，当年肝癌手术的死亡率很高，达到20%。小肝癌因为肿瘤并不大，我们就想既切除肝癌又保留有功能的肝脏。这种局部切除的方法，极大降低了风险，使死亡率从20%降到了2%、1%。经过随访发现，小肝癌病人经过手术切除后，5年生存率可以超过60%，而不经过手术治疗的小肝癌病人5年生存率几乎为零。这是过去的教科书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所以我们的报告引起了大家的重视。

　　通过这次发言，我觉得在重要的国际学术讲台上，我们一定要敢于争取，敢于发言，敢于表达自己。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写论文、写专著来进行表达，但一定要不卑不亢，要实事求是，让世界了解我们的研究成果。

　　大幅提升国际话语权

　　正是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的创新，提高了疗效，使我们国家在肝癌治疗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得到了大幅提升。

　　1985年，我主编了一本英文书《亚临床肝癌》。所谓亚临床肝癌，就是指没有症状的肝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提出亚临床肝癌的概念。这本书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比如，肝癌的病程不是过去所讲的3—6个月，至少是2年。此外，小肝癌的恶性程度比大的肝癌要低得多，我们认为肝癌也是部分可治的，不是绝症。我请现代肝病学的奠基人、国际肝病协会首任主席汉斯·波珀为这本书写前言，他一口答应了。在前言中，他对这本书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亚临床肝癌的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

　　1979年，美国癌症研究所为我们颁发了“早治早愈”金牌，上面特意写了中文。获奖后，我曾到美国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参观，那里一共有98个实验室。后来我问研究所主任：你们有这么多的实验室，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发表了这么多的论文，为什么没有获得金牌？他回答说，因为你们治好了病人。

　　国际癌症大会是每4年召开一次的世界学术交流盛会。在1978年第12届国际癌症大会的肝癌会议上，我是挤进去发言的。到了1986年第14届国际癌症大会，主办方请我去发言，但由于只提供食宿不提供机票，所以我没有去参加，只提交了一个书面发言。

　　1990年第15届国际癌症大会的肝癌会议请我去做报告，还请我出任共同主席。我们两位共同主席一起商量请国际上哪些专家来做报告，我感到我们渐渐有了国际话语权。第16届国际癌症大会的肝癌会议，我成了主席，可以决定由谁来做共同主席、请哪些专家来做报告，由此奠定了我国在肝癌研究领域的国际地位。在1998年的第17届国际癌症大会上，我仍然是肝癌会议3位主要的演讲人之一。

　　因为小肝癌研究的突破，共有15本国际癌症领域的专著邀请我参加编写，其中有国际肝癌联盟主编的专著，有美国、日本、德国、智利等国的专著。最重要的是美国专家汉斯·波珀主编的《肝病进展》，该书包括了全世界最重要的肝病方面的研究进展，我主要负责撰写近年来肝癌研究理念的更新。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这本专著里写文章。

　　1990年，我代表中国当选国际抗癌联盟的理事，之前这个理事职位空缺了8年。2005年，我当选了美国外科协会的名誉会员。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外科协会，有125年历史。我问他们一共有多少名誉会员，他们说一共有67个，其中大多是美国人。过了两年，我又当选日本外科学会的名誉会员。

　　国际上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美国肝移植先驱托马斯·史达策曾经给我们发来一封贺信，其中写道：“我一直非常想知道在40年间您是如何在癌症研究中取得如此大的成就……您的工作在流逝的时光中刻下印记，并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法国肝移植鼻祖亨利·卑斯麦也曾致信我说：“您是首位证明肝癌切除后的病人能长期生存的学者。在1991年的上海国际肝癌大会上，生存10年以上的病人一起大合唱，那是最感人的时刻。”

　　我们取得成功的四点体会

　　我认为，要想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你就要有人家没有的东西。最后我讲讲我们取得成功的四点体会。

　　第一是从需求出发。周恩来总理曾经说，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常见病，我国医学要战胜它。当年，我国肝癌病人的死亡率在癌症病人死亡率中位列第三。作为临床医生，我们不能在医院里等晚期病人来开刀，而应该主动出击去找早期病人来治疗。所以，治疗癌症、提高疗效，这不仅是国家的需求、病人的需求，也是医生的需求。

　　第二是质疑先导。如果我们不改变过去的传统观念，不提出质疑，就不会有肝癌早诊早治的成果。当时肝癌被认为是“急转直下的绝症”，等到肝癌的症状都出现了，病人已经是晚期了。此外，如果我们不质疑当时所谓的经典的肝癌切除手术，不采取局部切除的新方法，病人的死亡率仍居高不下。

　　当时国际上普遍认为，一旦开刀后病人出现复发或转移，就不能再开刀了。而我们认为，既然甲胎蛋白能发现无症状的肝癌病人，也就能发现无症状的复发或转移病人，对无症状的复发或转移病人进行再次开刀治疗，可能会提高疗效。实践证明，我们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觉得，质疑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内涵，质疑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元素，质疑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关键。

　　第三是精细实践。这个太重要了。国外为什么没有发现甲胎蛋白具有早期诊断的价值？就是因为实践不够精细。我们不断用低敏感、高敏感的方法来普查，还与肝功能的转氨酶指标联合分析。那时候没有CT，没有超声、MRI，开刀完全靠用手去摸，去找小肝癌。我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医学“软件”》，其中提到医生在工作中要抓大事、亲自做、重细节。细节决定成败，重细节是很重要的，而且一定要持之以恒，有始有终，这是成功的关键要素。

　　第四是中国特色。我们曾经为国际抗癌联盟主编的连续三版《临床肿瘤学手册》编写有关肝癌章节的内容，也就是说，在十多年时间里，国际上的肝癌诊疗规范是由我们国家起草的。我有一次问国际抗癌联盟的秘书长：你们为什么让我们来编写肝癌诊疗规范？他说，因为你们的方法既提高疗效又便于推广。我想，他正是点出了我们的中国特色——第一是提高疗效，第二是便于推广。现在很多精准的靶向治疗非常昂贵，不适合大面积推广，而我们的诊疗办法一直到50年后的今天还在使用。

　　我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中国特色的源泉。大家不妨学一点中华传统哲学，最重要的是学习辩证思维，从整体上来看问题，一分为二来看问题，在动态中看问题，同时兼顾局部与整体，不要忽视偶然现象，因为必然常寓于偶然之中。

　　人的一生不在于做了几件事，而在于做成几件事。要创建中国特色的医学，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癌症防控之路，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衷心祝愿大家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为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医学事业作出贡献。(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问与答

　　医生有三种层次

　　问：我是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2019级八年制的学生，来自广东。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对当代青年医生来说，医院需要科研考核，医生同时又要搞好临床医学，您认为两者之间应该如何平衡？

　　汤钊猷：科研也是为临床服务，医生再怎么忙，也可以挤出时间搞科研。我认为，医生有三种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用学到的知识为病人服务，这一点医学生通过努力学习都可以做到。第二个层次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提高临床疗效，这个就需要医生进行医学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具有战略思维，能够创造出有中国特色的医学治疗新方法，可以贡献于世界。

　　我想，医生临床工作再忙，也一定要挤出时间来，但更重要的是，你的研究课题一定要从临床角度来找问题，而不是从文献、从SCI论文相关指标的角度来搞研究。只有这样你才会找到研究的需求和动力。

　　严谨进取，放眼世界

　　问：我是上海医学院临床医学的本科生。我特别想请问您，要想将来成为一名医学大家，我们年轻的医学生进入工作岗位后应该从哪里做起？

　　汤钊猷：首先在就业的选择上，我想还是应该根据国家的需求，什么是国家最需要我们做的，我们就选择什么岗位。这并不取决于你学位的高低，而在于你一定要有真才实学。

　　我曾经有这样一个座右铭：严谨进取，放眼世界。严谨是基础，进取是要有不断创新的目标。只有严谨没有进取的话，就没有进步；有进取的思想，没有严谨的基础也做不成。同时，你还要放眼世界，看到全世界大的趋势、大的方向。最近几年我的体会是，我们既要洋为中用，还需要有中国思维。中国思维是不同于西方的思维，现在肿瘤临床上靶向治疗是一个非常时髦的东西，靶向治疗是一种精准治疗，但是从中国哲学思维的角度来看，精准与模糊是相对的，不能单单重视精准治疗，而忽略其他方面。

　　所以，作为一名医学生，我想最重要的是打好扎实的基础，学好本领，做好准备。早年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学院的两院院士中，有很多人出自上海医科大学，这些院士基本功都特别扎实，然后再在各个专业领域有突出的成就。如果你有扎实的基础，有创新的思维，我想未来你也可以取得成功。

　　质疑是超越的前提

　　问：我是一名医学院的新生，我注意到您的报告中有一个关键词是质疑，我想请问怎样对学术问题提出质疑呢？

　　汤钊猷：我曾经做过一个报告，讲到质疑是超越的前提。如果一个医生对现在所有的诊疗规范都不质疑，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有提高。如何质疑呢？就是要对现有的诊疗规范“挑毛病”，你觉得哪个规范有问题，你就要想出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医疗水平才会不断提高。我认为，科学要向前发展，就要不断否定过去的东西，这样才能创造出新的东西，像牛顿、爱因斯坦、霍金都是这样。所以说，质疑是超越的前提，不质疑就不可能超越。

　　科普不仅仅是传播知识

　　问：现在网络上关于医疗的虚假信息很多，我们应该怎样向广大老百姓传播科学的信息呢？

　　汤钊猷：近些年，我倒是写了不少医学科普的书。我觉得医学科普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传播医学知识，比如有新的治疗方法、新的药物出现了，需要告诉老百姓。另一个方面是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这个我觉得也很重要。

　　我在80岁以后写了6本书，其中3本是“控癌三部曲”(《消灭与改造并举——院士抗癌新视点》《中国式抗癌——〈孙子兵法〉中的智慧》《控癌战，而非抗癌战——〈论持久战〉与癌症防控方略》)。我觉得控癌不仅要注重消灭，还要重视改造，既要消灭肿瘤，又要改造机体，强身祛病，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有效的控癌策略。

　　比如，中国古代经典《孙子兵法》中的智慧就对我们的医学非常有启发。下象棋的时候，敌我双方兵力相当，为什么你赢了、我输了？因为你的棋艺比我高。棋艺就是一种战胜对手的方法。我认为，与肿瘤进行斗争是控癌战而非抗癌战，这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带给我的启发。我发现，为什么癌症老是治不好，因为癌症病人处于敌强我弱的环境中，癌症的力量比机体的力量更强大，你要想打败它，只有打持久战。而且，癌症是一个移动的靶，不断变动，所以不能只靠精准治疗，还要靠综合治疗，靠改造机体。我觉得，目前对于癌症的治疗大多数是专注局部而忽视整体，专注精准而忽视模糊，专注消灭肿瘤而忽视改造机体。如果两者兼顾，说不定我们会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新的健康之路。

　　作者：汤钊猷/徐蓓 来源：解放日报  【编辑:黄钰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