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华人学者圣童解读中国“龙”文化特征

　　 中新网 悉尼2月13日电 题：澳大利亚华人学者圣童解读中国“龙”文化特征

　　 中新网 记者 顾时宏

　　“随着澳大利亚华人数量的增加和两国文化交流的深入，特别是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的长期贯彻和有效执行，本土民众对中国‘龙’的认知已经发生转变，而且开始有意识地区分中国‘龙’与西方Dragon之间的不同。”澳大利亚国际流散文学艺术研究协会研究员圣童博士13日在悉尼接受 中新社 记者专访时表示。

　　圣童说，中国的“龙”概念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8000年以前，跨地域范围之广更是令人惊叹。从1994年辽宁阜新查海兴隆洼遗址出土的近20米石堆龙形到1998年湖北秭归东门头遗址出土的10米多150块鹅卵石堆塑的龙形，显示了中国先人对“龙”的认知深度，而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龙纹陶片更加突显了这种认知的主体立场。但同时湖北东门头遗址突出的“太阳人”图像和6500年前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红山女神”头像、相关庙寺及祭坛遗迹，又说明至少在8000至6500年前中国先人的信仰崇拜在于人格“神”而不是“龙”，“龙”只是他们生命生存最重要的“守护灵兽”。这就给认知“龙”形象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极其冷静的视角。正因如此，一直以来“龙”都是具有正义和保护性的吉祥、威武且强而有力的正面形象。

　　“这样的客观事实告诉我们，用西方的图腾理论来套弄中国龙文化是危险的，它直接拉低了中华远古文明的高度——动物崇拜肯定低于人格‘神’崇拜的文明高度。”圣童分析说，虽然图腾理论在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方面应用广泛，但其本身存在漏洞和局限性，不适合一刀切地应用于对人类远古文明的衡量与考察。把中国“龙”降维在图腾概念之下，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过度影响。在强调中华文化自信的21世纪新历史阶段，排除这类影响非常必要。当然，把“龙”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对中华文明进行承载和传播未尝不可。事实上，我们今天的“龙图腾”说法，更多地应该理解为语言属性的比喻式情感表达。

　　圣童指出，西方Dragon概念的缘起始终同“邪恶”、“凶残”等意象密不可分，在这样的惯性思维驱使下，他们对中国“龙”的印象势必会因误解而严重曲解，甚至会很负面地看待中国“龙”。因而对中国“龙文化”的理解和认知产生消极影响。造成如此结果的原因，跟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浅薄和不自信脱不开关系，比如不求甚解地将Dragon同汉语“龙”这个词进行对译。类似的问题目前在中国学界还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不过，随着中国大国形象的树立和自身文化的充分表达，这种误解和曲解在近几年已得到一定程度的修正。

　　“所幸的是，目前澳大利亚很多人会用中国‘龙’彪炳自己的生肖，认为这个生肖吉祥美好。这与澳大利亚华人坚持不懈地传播中华文化是分不开的。”圣童说。

　　谈及中国龙在华人的精神世界里是怎样的文化内涵，圣童表示，华人在海外总有一种漂泊感。在文化归属问题上他们非常敏感。“龙”这个符号就像烙在他们心灵深处的烙印一样，已经强大成为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撑，仿佛是对自己血脉的一种命名。同时，“龙”富有保护性的正义、吉祥、威武与力量强大的内涵也始终卫护着他们的精神生活，坚定着他们的意志。

　　他认为，从比喻的角度来说，西方社会常把“龙”视为对中国乃至中国文化的一种标志。说起“龙文化”总会伴以“历史悠久”、“古老神秘”、“传承不断”，在忽略“龙”的精神内涵同时，难免形成“现代性不足”的印象。

　　“但我相信，随着中国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大力张扬，这种印象会得到转变。”圣童坦言。

　　在圣童看来，2024是进入21世纪后的第二个龙年。今非昔比，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地位的高度提升，中国文化的世界性影响也将同步。这个现实首先会让西方对中国的“龙文化”进行重新定位。由此，中国“龙文化”的本质与精髓必然会获得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从而反过来加强西方对中华文明的深入了解。这对消除他们长期以来对东方文明积累的误解，无疑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完) 【编辑:陈海峰】